一生只听到傅先生讲过四句话

  但心中清醒,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那天与会的有傅斯年、梁思成、李济、徐鸿宝、蒋复聪、曾昭燏等位先生。此时已决定派员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而不是学术研究。后两句我过去没有记录过,补述如上。我就把你留下了”。一生只听到傅先生讲过四句话。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英文一词是他的原话)。因年事已高,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通知故宫参加。会后,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经马衡、梁思成两先生推荐任南京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北上开展追还被敌伪劫夺的文物。代表由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兼任。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我在沈先生的领导下和朱桂辛(启钤)前辈的策划指示下收回六批文物。其中十分重要的有四批:德商扬宁史在沦陷时期收购的青铜器,收购著名收藏家郭觯斋的瓷器,溥仪遗留在天津旧居张园中的文物,朱桂辛先生旧藏的存素堂丝绣。除丝绣拨归辽宁博物馆外,均经故宫博物院会同行政院驻京办事处人员清点接收。

  1943年冬我从北京来到重庆,一心想去李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主要目的是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都集中在这川南小镇,到那里可以有请教、学习的机会。史语所所长正是傅先生,办公地点在重庆聚贤新村。承蒙梁思成先生亲自带我去拜见他。这次进谒,傅先生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我只得赧然而退。此后蒙梁思成先生收容,到营造学社任助理研究员。以上经过我曾在拙作《锦灰堆》贰卷中述及。

  傅先生居然还认得我,他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第二句是,如果知道,我感到十分荣幸,十分感激。1946年11月,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

  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杭立武召开一次清损会会议。我自恨缘悭,追索文物当和在平津——样,原拟请德高望重的徐鸿宝(森玉)前辈前往,改派我赴日。我受宠若惊,并未得意忘形。又对我说了两句话。“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因为燕京大学确实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我和故宫人员押运部分杨宁史青铜器前往。